高度完善的“细故”与“重情”案件处理分类
——以《大清律》的实践为视角
稿件来源:人民法院报
发布时间:2019-02-14 16:40:18

七星彩开心论坛交流区 www.bgoga.com 康 沛   

在研究清代案例之前,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即是如何对案例这一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只有在完成分类的基础上对类案进行比对分析才能引申出正确的结论。而目前,由于现代法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多是起源于西方,所以在研究清代司法时,国内外大部分学者也就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套用西方的六法体系将研究对象根据现代法律体系进行以部门法为基础的划分,最为典型的即是根据法律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来区分刑事与民事案件。

而以往的中国法史研究中最大的“冤案”,即是将西方法律架构下对案件的“刑”“民”分类强行植入中国传统的司法实践研究当中。但经过漫长的争论后,现在中外学界也不得不承认,清代的司法制度及实践操作上并不存在与现代部门法划分“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相对应的实体法或程序法。因为立足于清代律例的规定,中国传统的司法实践是以“重情”与“细故”这两个概念来区分案件种类并设计审级制度的,“重情”案件则是相对于“细故”案件而言。而综观清代《驳案汇编》当中的案例,其案件在州县至督抚的转审过程中,量刑均在徒刑以上,同时也严格按照律例中关于徒刑以上案件转审的审级流转,因此,此种分类的方式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与法律规定中是一致的。

“细故”案件的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

《大清律例》“告状不受理”条例规定,“州县自行审理一切户婚、田土等项”,《清史稿·刑法志》云“户婚、田土及笞杖轻罪由州县官完结,例称自理”。即清代的审判制度及法律规定并没有明确的部门法区分,取得代之的是根据具体案件的量刑情况来确定案件具体的审判程序。在法律规定当中则明确了州县仅对拟以“笞、杖、徒、流、死”五种量刑处罚中的“笞、杖”案件有终审裁判权,如《大清律辑注》“有司决囚等第”一节中的“律”规定:“凡囚狱鞫问明白,追勘完备,徒、流以下,从各府、州、县决配?!倍杂谛枰庖浴巴健毙桃陨系陌讣?,则必须在州县初审作出拟定判决的法律意见后,根据法律的规定让案件进入“审转”程序,在经过层层覆审之后方可确立最终的判决。

“重情”案件的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

《大清律辑注》“有司决囚等第”一节中的“律”明确规定:“……至死罪者,在内听监察御史,在外听提刑按察司,审录无冤,依律议拟,转达刑部定议奏闻回报……”

上述律文后的“附例”则规定:“外省徒罪案件,如有关系人命者,均照军流人犯解司审转,督抚专案咨部核复,仍令年终汇题。其寻常徒罪,各督抚批结后,即详叙供招,按季报部查核?!闭缜叭怂啤胺蛴斡谥菹?、定于府厅、覆于司道、成于抚按,而后闻之上,覆于法司,始狱治决”。

通过《大清律辑注》这一表达与清代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可知,徒、流以上的案件均需经过转审程序,由地方审级层层覆审直至中央司法审判机关复核后方可最终确定结案。通常有关人命徒罪案件及遣军流以上案件须专案咨部核拟,寻常遣军流罪案件,由督抚批结咨部无异后即可结案。至于斩绞罪案件,则须分别专本具题或专折具奏的方式来上报皇帝,由皇帝交刑部等对案件予以复核。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咨”这一方式的对象是刑部,而具奏、具题这两种方式的对象是皇帝。由此可见,以刑部及刑部为首的“三法司”的清代中央司法机构,正是通过对地方徒刑以上案件复核或核拟意见的方式,完成了对地方徒刑以上案件审判的监督、错误判决的更正以及对法律作出解释或修订。因此,“重情”案件的复核不仅是衔接地方与中央审判的关键环节,而且我们也能通过这个关键环节中案件批驳的实况,进而了解清代中央与地方司法机构在现实中运用法律及具体进行司法实践的状况。

案例研究本土化的回归

在由沈家本主持的清末法制变革之前,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规范、制度、思想等都是在千年历史传承的原生的基础上缓慢地自我进化。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中国的制度是先于社会的状态而过度地早熟,同样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经过千年的进化到了清代也已是集大成者,但可惜的是如此早熟的上层制度却没有充分的物质基础与合理基层架构予以支持。且也正是因为相同的原因,今天我们更多的是感受到当时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的严重脱节,而对清代的司法状况亦多是停留在负面的感性认识之上,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在制度及技术上的高度完善的事实,更不应该否定在反思中对历史应有的传承。

由于外力的介入,我国在清末后基本全盘移植了西方大陆法系的整个体系与架构,同时也基本全盘否定了我们自己先前的法律制度及传统,更有甚者竟认为中国的传统法律制度与现代法完全无关。在此姑且勿论两者孰优孰劣,但两者在法律传统、制度、思想上的差异之巨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社会类型的多元化,与之相应的制度亦势必是多元化的,若仍以今日的法律架构去套入清代的司法实践,并以此为依据分析解读,则得出的结论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割裂了传统中国法律的知识秩序,扭曲了我们对传统中国法律知识秩序的认识。亦如那思陆先生所言“中国传统审判制度涵蕴着中国人的法律观念或法律意识。中国传统审判制度虽已废弃达八十余年,而其所形成的法律观念或意识仍未消亡。中国传统审判制度即使是作为失败的借鉴,也仍有其价值”。因此,我们对中国古代案例研究的首要任务应是“本土化的回归”。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责任编辑:杨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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