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荆轲到陈胜:秦代“法治”的僵化及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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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人民法院报发布时间:2018-04-20 09: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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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

????——(战国)墨 子

????“典冠者加衣受?!钡姆陕呒?/strong>

????《韩非子·二柄》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蚣孀锏湟掠氲涔??!贝蟾乓馑际歉涸鸶押畲髅弊拥氖檀映鲇诤眯母押罴恿思路?,结果被韩昭侯惩罚。韩非认为,韩昭侯之所以惩罚给自己加衣服的典冠侍从,是因为他的行为超越了自己“典冠”的职守,而超越职守的危害,甚于一时受寒。

????当然,这极可能只是韩非自己虚构的一个事例。韩非虚构这个事例的目的,在于论证“臣不得越官而有功”的观点。韩非认为,为人臣者,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忠于职守,谨守分寸,在自己的法定职守内做出了成绩,才应当被奖赏;超出自己的职守做事,就算做出了成绩也应当被罚。无独有偶,法家的其他代表性人物和著作也持类似观点,申不害有“治不逾官”(《韩非子·定法》)的说法,慎子有“有司以死守法”(《慎子·佚文》)、“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慎子·知忠》)的表述,《管子》宣称:“遵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无罚;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崩碛墒牵骸胺蚍侵髁疃?,有功利,因赏之,是教妄举也;遵主令而行之,有伤败,而罚之,是使民虑利害而离法也。群臣百姓人虑利害,而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保ā豆茏印と畏ā罚┮馑际侨绻鄙筒皇胤畹龀龀杉ǖ娜?、惩罚严守法令因而致使有所损失的人,则群臣百姓必然不把法律当回事,进而以公利为口实随意超越职守,毁弃法律,假公济私。要言之,法制的统一、稳定和普遍效力,远比突破法令、超越职守而积极作为可能带来的一时功利重要,这就是“典冠者加衣受?!北澈蟮姆陕呒?。

????这一法律逻辑凸显出法家对形式法治的极度强调和追求。正如学界前贤指出,“法之必行”是法家“法治”的要义,“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管子·法法》)不仅如此,法家对“法之必行”的强调还带有极端化的色彩。虽说守法是人应尽的义务、违法越职而受罚是应有的后果,动辄“以死守法”、“罪死”,却不免让人毛骨悚然。当然,“极而论之”的论证方式是春秋战国时期子书的共同特征,不唯法家如此,但或许这就是法家的真实想法:法律的权威和效力应当用生命去捍卫,守法就算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是应当的。不过,在尊君抑臣的法家尤其是“刚戾自用,贪于权势”的秦王嬴政来看,应当为守法付出生命代价的,只能是臣民,而绝不包括君主本人。然而,公元前227年在秦国宫殿上发生的一起刺杀事件,却让秦王嬴政本人差点因为他臣下的严格守法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荆轲刺秦王”的法律困境

????公元前227年,秦国咸阳宫迎来了一位不一般的使者。

????他身怀刺秦王、存诸侯之大计,却伪装成奉命投降的使者;他胸怀“一去不复返”的胆略勇气,却表现得如同胆怯畏缩的山野鄙夫;他携带着代表燕国土地的地图,里面却深藏一把淬了剧毒的徐夫人匕首。献图、发图、图穷、匕首现,荆轲手持匕首刺向秦王,秦王奋力挣脱逃跑,荆轲在后面紧追不舍,情势千钧一发。自商鞅变法以来,秦王的宫殿上只怕从未有过如此悖逆乱法之事;自登基为王以来,秦王嬴政的生命只怕从未受到过如此近在咫尺的威胁。

????此种危急的情势,虽说是太子丹和荆轲的胆大包天所造就,却也与秦国的法律和法制不无关系。盖当荆轲刺秦王之时,秦王的宫殿之上,尚有许多参加朝会的大臣,宫殿之下,尚有众多卫兵,并非荆轲与秦王两人间的对决。然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史记·刺客列传》)群臣手无寸铁,即使想帮忙,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史记·刺客列传》)宫殿下的卫兵们倒是手执兵器,但依秦法,没有秦王的诏召,他们一概不得上殿,而当时秦王被荆轲急追,来不及或者是一时忘了召卫兵上殿,“方急时,不及召下兵”。(《史记·刺客列传》)没有秦王的诏召,咸阳宫的卫兵们是绝对不敢主动上殿击杀荆轲的,殿上的群臣也绝对没有人敢暂代秦王召卫兵上殿,因为法律说得很清楚,“非有(秦王)诏召不得上”。自商鞅变法以来,严酷、刚性成为秦国法制的特征,法家文化深深地渗入秦国这片土地,将秦人塑造成尊敬法律、畏惧法律、无条件守法的理性人。咸阳宫的群臣和卫兵很清楚,如果他们主动上殿(或召卫兵上殿),即使能成功击杀荆轲,立下救主大功,也必然是死路一条,因为这属于不从王令、越职而有功,在法家文化和秦国法制的氛围中,是死罪,“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商君书·赏刑》)因此,对咸阳宫的群臣和卫兵来说,死守“非有诏召不得上”的法令,是最符合他们个人利益的选择,也是他们最熟悉和习惯的选择。然而讽刺的是,死守法令却导致“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的困境,秦王的生命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

????庆幸的是,这一困境并未一直持续,秦王最终还是奋力拔出了卡在剑鞘中的长剑,砍伤并杀死了荆轲。但是,如果秦王一直没能拔出长剑,如果荆轲的身手能更为敏捷些,在秦王拔出长剑之前追上秦王,则历史至少要部分被改写,秦王嬴政将再也没有机会成为秦始皇,而是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因臣下严格守法而丢失性命的君主。虽然,真实的历史没有如果,但历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造成这种可能性的因素一直没有被消除,则类似的可能性必然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再次出现,并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从可能变为真实。

????陈胜首义的法律动因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间到了秦二世元年七月。

????此时,雄才大略却又苛政虐民的始皇帝已经过世,继位的是荒淫残暴却又愚而无智的二世,他“诛大臣及诸公子”,(《史记·秦始皇本纪》)致使宗室人心惶惶,大臣离心离德,他“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于是“赋敛日重,戊徭无已”。(《史记·李斯列传》)人民不堪其苦,然而,秦朝的国力仍然堪称强盛,秦军仍是天下无敌之雄师,人民的普遍不满要转化为实际反抗秦王朝的行动,需要一点星星之火。

????这一星星之火,首先点燃在一队前往渔阳的戊卒中。点燃它的,表面上看是一个叫陈胜的人,实际上却是秦王朝过分严酷、僵化的法律和法制。诚然,陈胜早有鸿鹄之志,或许这就是他期待已久的机会,但是,集体行动并非易事,要煽动一大群心虽有不满却长年生活在秦帝国积威之下的顺民反抗,谈何容易?然而,秦国的法律和法制却在此时为陈胜送上了神助攻:“失期,法皆斩?!保ā妒芳恰こ律媸兰摇罚┯捎诓豢煽沟淖匀皇录贾碌氖?,法律却不分青红皂白要戊卒们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何等严酷及不通情理的法律!一个“皆斩”,断送了戊卒们活命的最后希望,给了陈胜鼓动他们奋起反抗的绝佳理由。

????或许,如果负责押送的将尉能够灵活处置,比如作出向上级申明实情、请求毋斩的保证,陈胜鼓动戊卒反抗成功的几率就要下降许多,如果再有擒贼擒王的先发制人的行动,这场暴动也许就能够避免,秦王朝即使最终不能免于覆亡,至少不会因为这场具有相当偶然性的事变而崩塌乃至覆亡。但是,在“臣不得越官而有功”的法制文化氛围中,负责押送的将尉绝对不敢做灵活处理,因为这就属于“越官”,属于“行义以成荣”,(《韩非子·八经》)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将被认定有罪,遭受严厉惩罚。这并非没有先例,据《张家山汉简·奏献书》记载,在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攸县的县令就因建议对战败的士兵“不以法论”而被认定犯“篡遂纵囚、死罪囚”之罪,“耐为鬼薪”??上攵?,面对如此严酷刚性的法制,负责押送的将尉无能为力,也不敢灵活处置,而戊卒们在走投无路之时,唯有在陈胜的带领下揭竿而起。过分严酷、刚性而缺乏变通的法制,在暴政的共同作用下,不经意间引燃了覆灭秦王朝的星星之火。这一次,秦王朝没有荆轲行刺时的秦王嬴政那么幸运,它的敌人成功地把握住了机会;这一次,历史的可能性再次出现,并演变成真实的历史。

????秦兴于“法治”,某种程度上却又亡于其“法治”的僵化。秦人把形式法治当成法治的全部,并且以极端片面化、机械化的方式理解和实施形式法治;秦人认为法律得到实施的形式正义就是正义的实现,完全不顾个案中具体的正义实现与否、当事人有无从法律的实施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也启示着我们:“事求曲当,则例不得直;尽善,故法不得全”。(《晋书·刑法志》)无论如何,法治都不应是机械固守法条的法条主义,而是形式正义和个案正义的统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结合,这就要求立法者制定出良善正义之良法,要求司法过程中法官在懂法、守法的前提下贯通理法,灵活用法。如此,法治才会是真正有权威、有尊严、有长久生命力的法治。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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